文甡：文人与石——徐世章

天津博物馆珍藏了一方明代《顾从义摹刻石鼓文石砚》。天津博物馆砚台研究鉴赏专家蔡鸿茹介绍：“该砚面、砚底摹刻了石鼓文四百余字，系按宋拓本摹刻，在目前国内无宋拓本流传于世的情况下，此砚即成为宋拓本的样本，对石鼓文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。此砚屡见著录，流传有绪，堪称‘孤本’。”

此砚为徐世章先生遗砚。1935年，徐世章在得到此砚后，由其兄徐世襄镌刻题记：“心仪此砚久矣，乙亥冬余访之此砚藏于北平李氏，经估人介绍往观。价议定而不反悔，磋商数过，方有成议，乃又几为厂肆攘去，苦心力争，终于丙子二月杪始获得之。翌日亲携之津，吾弟（徐世章）狂喜，加椟之，其宝爱可谓至矣。”蔡鸿茹又记：“可知此砚所得，几经周折，实属非易。不仅如此，据闻徐氏花费几千块银圆，可谓不惜重金。”

徐世章（1889—1954年），字端甫，号濠园，天津人，徐世昌胞弟，留学欧洲并多方考察。1922年，徐世章与其兄徐世昌离职寓居天津，致力于教育、实业，尤其钟爱收藏文物。其五女徐绪玲在《徐世章捐献文物精品选》序文中说：先父便写下“金印不争，争钓石”的誓言，同徐世昌一起互相勉励，拒绝做侵略者的帮凶，保持铁骨铮铮的民族气节。先父收藏古砚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，终其一生，藏砚达千方之多，质量之精，价值之高，在全国实属罕见；图案、铭文镌刻之精美，足让人叹为观止。”

徐绪玲又言：“先父一生酷爱古砚，不但竭尽全力，多方搜求，而且呵护备至，精心研究。他曾请北京琉璃厂的工艺高手孙庆天师傅，或以楠木、或以红木、或以紫檀木，各个配做砚匣，修补原配砚盒。又请当时被誉称中国第一拓手的周希丁及助手傅大卣，长期居家七年拓制拓片。自己记录每方古砚的名称、形制、尺寸、质料、图案、铭文，考证藏主身世、流传原委，然后分品论级，拟撰成一部宏伟的专著《砚谱》。”徐世章藏砚拓片均用上好的宣纸，规格一致，右下角印《濠园砚谱》，其中的立体拓，比照片更胜一筹，古色生香，不仅使砚石璀璨生辉，更为后世留下一批传统文化技艺的宝贵财富。

蔡鸿茹考据，徐世章所藏古砚中名人砚居多，如明末忠臣曹学佺的《凌云竹节砚》，其铭文是一篇养竹明志记。清康熙著名砚台收藏家黄任收藏的《墨雨砚》，是他所藏精品砚中的十砚之一，此砚石中有黑色纹点，如细雨徐徐而下，徐氏铭其为“墨雨”。明谢枋得款《桥亭卜卦砚》，清初初彭龄款《荷渔砚》。还有著名书法家、画家、民族英雄，如金农、朱彝尊、纪昀、翁方纲、阮元等人的藏砚。

徐世章藏砚，并非只为收藏，更主要的是对砚石及相关文化的深入探究。他对每一方藏砚，都会反复把玩、仔细观察，或约三五亲朋挚友，共同切磋、赋诗题咏。徐世章还将每件砚铭者的生平小传、砚台的流传途径详尽记录，附于砚盒之内。曾见著录的砚台，即将相关著录原书与砚同装一椟。遇有砚铭者其他遗物，如墨、图章、书画等，也作为附件一同入藏，构成一套完整的资料。这实际上是一项涉及各门类的文物研究工作。

徐世章嗜砚并精于鉴赏，这与之学养息息相关。他曾自镌印章有：“宝砚室”“濠园宝此过于明珠骏马”“如此至宝存岂多”“所宝惟砚”“闲人以砚为忙事”等以言志。徐世章说：“吾人收集古人之研，不独以研材之极美，刻工之精细，而在充分表现其人之心灵、意境、节操、哲理、情绪、诗意等，形之于砚。”可见其对砚文化的综合研究提高到民族文化认知的境界。

徐世章一生俭朴，却以毕生身家与精力，收藏大量文物。其生前对子女说：“我毕生精力用于收藏文物，几十年呕心沥血，终于将它从分散变为集中，如果传给你们，势必又由集中变为分散，只有捐献给国家，才更宜保管。”徐世章身后，子女将他收藏的数千件文物中的千件古砚全部捐献给祖国。当年的这一壮举，促使天津历史博物馆艺术部分被分离出来，单独建成天津艺术博物馆，千件古砚，以及馆内后续收集的古砚，至今仍是天津博物馆的重点藏品，辟有单列展区，供观者鉴赏与研究。古砚研究专家蔡鸿茹撰文：“今天，这些国之瑰宝得以保存下来，徐世章先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，可以说，徐世章不仅是收藏家，还是民族文化的保护者。”